市政领域——综合环境服务商需求迫切
外部性特征决定环保对政府行为模式高度依赖,在垂直管理、环保督查、新环保法实施等长效制度已确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环保需求模式正发生变化和升级,对行业而言会引发环境痛点领域新需求释放,对公司而言要求环保公司扮演的角色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新形势。
从发展阶段看,经过近年来持续投资强化,目前我国已投运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积累了相当存量,比如说,截止2015年末,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已达1.40亿吨/日,处理率达到9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57.6万吨,处理率达到94%。颇具体量的环境设施已成为我国持续改善质量的关键抓手,在市政环境基础设施“有和无”的问题基本解决后,政府的关注重点进一步过渡至存量设施运营效果“好与坏”的新阶段。
从考核导向看,城市环境治理日益需要系统性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单一堆砌环保设施已经不能满足政府环境治理理念升级后考核需求。“十三五”之前,我国实行单一总量减排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主要解决控制污染物排放目标,地方政府单纯建环保设施就能满足上级考核要求。但是,随着气、水、土壤三大行动计划提出表征环境质量改善相关考核指标(例如PM2.5/PM10浓度、优良水质断面占比、消除劣Ⅴ类水体等),“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成为“十三五”政府新环境治理理念,推动政府日益需要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和集合功能体。
由此可见,随着发展阶段和治理理念发生变化,新阶段下地方政府对参与本地环境治理市场的环保公司要求正在升级,不再只是简单要求单纯建单一环保设施,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将单个项目打包成综合性项目,同时将项目规划设计、工程施工、运营维护等结合在一起,全生命周期管理以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要求环保公司具有高水平运营能力和能够系统性解决方案,能提供解决问题的“一站式”服务。从上述角度看,在政府需求升级之后,未来环保公司在市政环保领域扮演角色不再局限于为城市提供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投资商,而是进一步扩大至完善城市生态功能服务的综合性环境服务商。尽管具备此能力的环保公司还比较稀缺,但目前已有公司在如何提供高质量一站式服务方面做出有益探索,如启迪桑德正在打造的环境整体方案模式,以及光大国际的垃圾发电+生物质+危废+水环境+设备制造的多元化综合布局等。
另外,在对最终治理效果和服务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由于普遍缺乏专业知识使得有效甄选适合的环保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难度较大,逐步将会有环保公司基于自身不断发展而逐渐满足上述客户需求,一定程度上成为客户的“环境管家”及对外“接口”,这类公司的特点是具备整合相关资源的能力,并可以选择将部分技术方案及项目实施进行外包。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环保需求接口日益集中,且接口对接的是能够提供系统性服务的行业龙头,助推环保行业加速洗牌,提升行业集中度。从国内近年来项目招投标情况看,不同类型企业各司其职的“牵头人+合作伙伴”的联合体投标模式愈发普遍,其中牵头人实际可以视为地方政府的环境对外接口。
工业领域——治理成本内部化助第三方服务市场打开
多重共振助强化投资及运营提质,工业环保景气提升
工业环保投资不足问题突出。过去10年是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快速爆发的10年,但投资在各细分市场分布并不均衡,相比市政环保的高歌猛进,国内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投入力度相对偏弱,其增速明显慢于市政环保领域投资增速。2000~2015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中占比趋势性下滑,2010年曾降至5%的有数据可查以来最低水平,
2010年后该占比虽然有所反弹,但仍处于低位。工业领域环境治理投资主要由产生污染的工业企业推动,环境治理投资支出属于其成本项且环保成本通常不能顺畅传导至下游客户,在政府监管缺失或不到位情况下,工业企业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减少环保投资有较强冲动,导致偷排、漏排、数据造假等现象时有发生。
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共包含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等多种细分领域投资,从构成看,其中废气治理投资占比较高且过往快速增长;从相关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看,其中大气治理及危废领域公司业务成长较快。究其原因,主要是电力企业以大型国企为主,盈利能力较强且集中度高,政府相对容易监管且脱硫&脱硝成本以通过电价补贴方式给予补偿;对于危废处置而言,政府强化监管是关键需求推动力,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危废倾倒3吨以上入刑等)推动危废回流正规渠道,且绝大多数产废企业支付的危废处置费用规模不大,承受能力相对较强。从上述两个细分行业的发展经验看,政府监管、补贴、排污企业盈利能力、环保成本高低等对于工业环保需求能否释放有较大影响。
在设施运营阶段,由于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近年来普遍不佳,且缺乏运行环保设施的专业化人才,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普遍存在运营效果不佳、不达标等问题。以工业水处理为例,根据统计年限数据,2011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即达到95.3%,该数据明显和社会直观感受有较大出入;2015年我国工业水设施的平均负荷率约为49.3%,明显可见负荷率偏低,低负荷率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自身产能不足导致废水产生量下滑,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大量工业废水并非经过处理设施处置后达标排放。再比如说,环保部近期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显示,在28个督查组共督查8,447家企业中,发现5,594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其中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512个,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507个。
考虑到工业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重要构成,工业污染治理落后对“十三五”期间实现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目标构成重大制约,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必须强化,设施运营效率和效果需要提升,以补齐环境污染治理短板。站在当前时点看,在环保督查&垂直管理等制度突破(解决地方政府职能缺位)、两高司法解释提出监测数据造假入刑(消除工业源污染数据失真)、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回升(提供环保投资经济基础)、以市场化手段持续强化供给侧改革(环保成为重要抓手)等多方合力下,工业企业对于加强环境治理投资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均有明显提升,工业设施运行负荷率偏低的困境未来有望逐渐得到解决,工业环保需求全面释放的时点已至。
具体而言,两会时环保部部长答记者问提出环保督查工作2017年将持续推进,环保部将完成其余省份的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且计划建立完善督察工作的长效机制;在2015年触底之后,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上游行业止住盈利下滑趋势并出现趋势性反弹,工业企业强化环保支出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在2016年12月颁布的最新两高司法解释中,明确排污企业和环境监测运维单位有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和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参照刑法入刑,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污染数据失真等长期存在的顽疾。
成本内部化助第三方市场打开,技术&管理为核心竞争力
从海外发展经验看,推动建立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机制是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长效举措,排污企业由于采用专业化治理降低成本、提高达标排放率,政府执法部门由于监管对象集中可控而降低执法成本,环保产业也因此得到促进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模式需要从“谁污染,谁负责”向“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合同相互监督约束”的治理模式转变。
自2002年起,我国开始以特许权经营模式引入专业第三方实施污染治理,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市政领域采用第三方模式已经较为普遍,起到了较好的环境治理增能强效作用,但是工业企业及分散性污染源的源头污染治理仍主要由排污者自营,环保公司主要充当EPC工程施工方或者设备提供商的角色,环保设施第三方治理模式在工业环保领域推进并不顺畅。根据发改委统计,截止2013年底,约55%的新建污水处理厂和80%新建垃圾焚烧厂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成功引入专业环保公司,而工业企业污染治理社会化运营的比例不足5%。而即使对已经实施第三方治理的工业环境治理项目而言,也普遍存在环保责任界定不清、监管不到位、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培育和规范不够、政府扶持性政策不足等问题。
站在当前时点看,监管严格使得环保支出成本成为工业企业必须支出,成本内部化有效推动企业环保治理成本的真实化和显性化,工业企业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并在运营阶段降低环保设施运营成本,国内工业治理领域大规模推行专业化第三方治理提上日程,运营市场空间相应打开,为介入工业环保运营领域的专业型环保公司业务发展提供充足发展空间和成长动力。
技术及管理塑造核心竞争力。由于工业环保细分市场众多,且工业企业的污染物性质复杂&种类多样,决定了工业污染问题解决需要企业拥有技术优势和丰富项目管理经验。相应地,在运营市场空间打开后,对有志在工业领域抢占市场的环保公司而言,核心竞争优势并非资源及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及管理经验成为企业抢占工业环保市场份额的关键撒手锏及准入门槛。此外,从行业目前实际情况看,由于技术储备积累不够以及市场打开较慢等一系列原因,当前工业污染治理领域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目前仅有除脱硫脱硝市场处于寡头垄断格局,即使危废处置市场经过最近几年快速成长,龙头东江环保目前市占率也仅为3.2%。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客观上也给了企业在工业环保领域充足的成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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